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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铎: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一)

2017-12-20 10:33|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368| 评论: 0|原作者: 刘晓铎

摘要: 刘晓铎: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 前言   毛泽东创建的继续革命理论,起始于党的十届八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以后,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1964年初我参加 ...
刘晓铎: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

前言

  毛泽东创建的继续革命理论,起始于党的十届八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以后,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1964年初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几乎经历了运动的全过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我回机关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奋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造反派头头;以后,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革开放前,我转入大学从事理论研究,课题就是人民公社,而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变革,首先就是从推行包产到户开始,我参与了包产到户的理论斗争;离休以后,陆续购买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等,以及有关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如《忆毛主席》、《十年论战》、《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传(1949—1976)》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再学习,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写了一些批判修正主义和有关世界经济危机、我国经济状况的文章。总之,50多年来,我基本上是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与修正主义作斗争,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是,斗争的大方向没有变。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大体上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就像从一滴水中可以看到整个河流的奔腾一样。回顾这段历程,对于一些没有实际经历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会有所启迪;另一方面对于我自己,用继续革命理论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一段生活,也是一次自我检讨,是认识的再提高。总之,写这样一个资料的目的,是想通过我这个具体人的实践和思维活动,来宣传继续革命理论,这样比直接讲道理可能更便于人们接受和理解。

一、参加四清运动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发展顺利,一路凯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促进了集体劳动的大发展,农村经济关系进入了人民公社阶段。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经济下降,形成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党的最高层有人对形势出现了一片黑暗的估计,认为农业要包产到户,毛泽东则认为必须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鲜明地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结合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经历,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参看《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29—1260页、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80—1088)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时,正是我从青海省调动到天津市计委工作的前后,当时对会议的公报以及有关文件没有深刻的印象,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962年底,我从青海省成套局调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工作。由于我在大学学习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在青海没有从事计划工作,到天津市计委以后,希望能够较快地熟悉本专业的业务。

  1963年底,综合副处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让我去参加四清运动,并且强调说党要在运动中培养一批五反”“四清干部。当时不懂什么叫五四干部。虽然主观上希望熟悉计划业务,但是,作为党员,服从组织是基本原则,也就欣然服从。从第一批四清运动开始参加,直到爆发文化大革命才回机关。

  1.开始接触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1964年初,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一直转战在天津东郊、南郊。刚入四清工作团时是队员,以后担任副队长、队长,最后任指导员。

  我们工作队刚进村时,还是宣讲《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主要是说明还我国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当时文件列举的阶级斗争情况共九条,前五条是有关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的复辟破坏活动,后四条是: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我们这些经历过敲锣打鼓实现公私合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来人,那时只晓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要反对、斗争,但是,没有想到我国社会还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想象五十多年后,雇工剥削成为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外资、私资企业雇佣工人,连国有企业为了赚钱,也大量使用派遣工,实际上就是实行雇佣制度。一些工人给资本家干活,连工资也讨不到,居然有总理给工人讨薪的美谈”;时至今日,一些农民工的讨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工人出卖了劳动力商品,资本家竟然连工资都不给;另一方面,老板却成为我国一个庞大的阶级。据“20151015日,胡润研究院发布《胡润百富榜》,61岁的王健林及其家族以2200亿财富超过马云及其家族14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走资派居然敢说是社会主义,虽然加了个特色的帽子。实际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过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四清时,投机倒把还是我们清查的对象。五十多年后,我国到处是证券交易所,党和政府就提倡倒卖倒买股票、提倡投机倒把,不仅一般市民积极参与股票买卖,而且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也一样参与,还美其名曰:资本市场。《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而特色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倡发展资本市场,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

  至于贪污盗窃那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共产党总书记的大内总管”(办公厅主任)是贪污犯,两个军委副主席是买官卖官的贪污犯,连共产党中央常委会主管政法的书记也是贪污犯,这些还只是已经揭发出来了的,没有被揭发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1952三反运动时,毛主席下令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时我在四川省委党校工作,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大会,当场抓捕贪污分子,那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物资局、成套局工作,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4斤粮食定量,还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难地区,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听说有多少贪污分子;1963年,我刚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不久,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指示》,机关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综合处我担任记录。正处长原来是天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因为平价买了一些内部销售的高档香烟,几次检讨,最后勉强下了楼”;“四清运动最后经历的一个村,我任队长、指导员,这个队就没有查出一个贪污犯,四清分团领导担心我们村的运动搞得不彻底,还专门派干部下来检查,看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敢于揭发问题,才承认基本完成任务。而现在共产党的党委竟出现所谓的塌方式的腐败,这与毛泽东时期干部队伍的廉洁,有天地之别。官僚们的腐败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在当时是想象不出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的理论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确实是高瞻远瞩、远见卓识。

  我经历四清运动的过程,正是党内高层、主要是中央激烈斗争的阶段,也是毛泽东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创建继续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

  当时天津市成立了四清总团,下辖分团,每个分团进驻一个公社;每个分团下设一些工作队,进驻各大队,工作队基本上是一个独立战斗单位。我们分团进驻东郊荒草坨公社,我们工作队进入李明庄大队。按照计划是搞完一个公社四清全过程,再进入下一个公社。但是,荒草坨公社还没有搞完,市四清总团就把全市工作队员集中到南郊双港公社,实行大兵团作战。这期间中央又颁布了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还听了王光美在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的《桃园经验》录音等。在大兵团作战期间,我在李楼大队工作队。李楼大队社员人数不多,而工作队员却不少,到处都看见穿着干部服的工作队员进进出出,社员都比较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久,工作队又重新分开,我们东郊分团又回东郊,在李明庄继续搞完四清运动。当时,我根本想象不到四清运动的这种变动,是党中央内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

  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在这段时间,毛主席与刘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128)

  第一个分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刘少奇则认为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认为主要矛盾是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而刘少奇则反对。毛泽东在回答斯诺的问话中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问: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毛泽东说:嗯。”(《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357)可见,正是在这个阶段,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概念;并且揭示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这时在毛泽东那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具体目标。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广大群众的矛盾的观点,正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王冠上的宝石

  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主要分歧是有没有走资派的问题;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也是围绕着这个矛盾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等极力否定的也是存在与不存在走资派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16)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走资派就是在否认存在走资派的前提下,猖狂地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如今左派争论的焦点,还是围绕着这个主要矛盾问题:一些人认为,现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走资派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我国社会已经不存在走资派了,而另一部分人也否认当前存在走资派,只主张反对腐败,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等;广大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至今没有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是因为认识还停留在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些现象上,没有上升到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没有认识到主要矛盾是广大革命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等。可见,毛泽东提出主要矛盾是广大劳动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具有何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战斗的灯塔。

  但是,正如薄一波所说:对于中央领导层的这些分歧,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不知道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提法,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普遍和足够的重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4)作为四清工作队的成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党员,那时我以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是指村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一级的干部,怎么也不可能想象、也不敢想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高层就有走资派,更没有理解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特别是经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才逐渐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论断的科学性,彻底信服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愿意为学习、宣传和捍卫这个科学的革命理论而斗争,所以,我后期写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行动,一直围绕着这一斗争目标,尽量不偏离这个大方向。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是在四清运动的过程中创立的,在这个理论指引下,我逐渐由不自觉到慢慢自觉,斗争了五十多年。

  第二个分歧就是运动的搞法。

  毛泽东主张充分发动群众,而刘少奇主张扎根串连,从而产生对立。

  “196513日晚,毛主席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少奇同志。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2)虽然我们直接经历了工作队员大批集中,搞人海战术,以后又恢复原来的规模,但是,并不理解这两者变化的分歧所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又出现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镇压学生和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才逐渐体会两者的本质区别。从我自己参加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够真正学会继续革命理论,也才能够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只靠读书,不可能深刻领会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也不可能真正改变世界观,这正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所以,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反对走资派的斗争中学习、锻炼,逐步消灭专职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区别,才能够达到最终消灭国家机器的目的。

  2.世界观的改造

  近三年四清运动的锻炼,不仅使我对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有所加深,同时,对我阶级立场的转变也是一次飞跃

  四清工作队员参加运动,一般都要经过几关:生活关;劳动关;工作关。

  四清工作队规定,工作队不做饭,队员轮流到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和贫下中农同吃。当时这个规定的目的是要使工作队员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首先是体会了农民群众的生活疾苦。当时农民的生活比起城市干部的生活差距还很大。那时荒草坨农民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基本上不炒菜,主要吃咸菜,偶尔用植物油炒菜也是招待客人。有的社员为了招待工作队员,增加一个炒鸡蛋,这被工作队知道是要受批评的;有的工作队员与社员的关系好,他们会从小河沟里淘些小鱼小虾给你吃。这些鱼虾都是整个地煮,肚子、肠子一起吃。当然,工作队员要按规定给社员粮票和钱。生活这一关,对于困难时期从青海省调过来的我不难适应,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根本吃不饱,每个月定量二十四斤青稞面,还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难地区,所以,生活关对于我不是问题。

  我们工作队员在郊区搞四清,虽然离市里的家不太远,但是不能回家,必须住在村子里;在市里工作时,每周放一天假,四清工作队则半个月休息一天,执行规定都很严格,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没有人请假。

  劳动也是一关。当时主要任务还是搞好四清运动,对于我们与社员同劳动的要求不严,每周劳动两个半天,和社员在一起劳动的机会不多,因此,这一关过得不好。但是,我还是受到教育。记得有一次在李楼的生产队劳动,早饭前的一段是摘草莓。我因为有关节炎,弯着腰、迎着露水摘了一个早上草莓,深深感受劳动的艰辛。摘果子只是草莓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一道工序都这么幸苦,而社员们每天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劳动着,自己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从此以后,我对于农产品更加珍惜。但是,真正过劳动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五七干校中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和农民群众没有相同的感情和言语。

  我是一个学生出生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下上了大学,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相当自负。参加革命以后总认为自己有理论水平,有组织能力等。在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后来改成四川省委党校)工作和在人民大学学习时,经常受同志、同学们的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等。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因为在反右斗争中犯错误,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有的同志就批评我一本书主义。那时虽然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意识,但是,确实没有多少农民、工人群众的记忆,也不知道劳动群众的伟大,没有真正理解要为劳动群众服务,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相当严重。

  四清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把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发动不起来,对村里的情况一抹黑,运动一定是冷冷清清,不仅运动搞不好,生产也不可能提高。而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首先当然是贯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要把斗争的焦点对准走资派;其次就是要了解村子里的实际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

  刚开始到社员家吃派饭时,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聊天。直截了当地问村干部存在什么问题,社员根本就不会讲真心话。他们知道工作队搞几个月运动后就撤走了,而自己则长期和干部相处,因此,不会把村里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你,只有取得了社员们的信任,他们才会给你讲心里话。没有共同的感情,没有共同的语言,也不可能取得社员的信任。这样在吃派饭、日常接触社员的过程,逐渐了解了他们关心的人和事,逐渐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摆脱了学生腔。刚到四清工作队时,给社员讲话,动员他们揭发村里的问题,准备了很久,讲得很吃力,但是,引不起社员的关注,社员们劳动了一天很疲劳,有的打瞌睡,有的没精打采,等我讲完了,有的人就喊:下雨了,意思是该回家睡觉了。当时那种尴尬的场面令人很难堪。

  经过几年四清工作的锻炼,我和社员逐渐建立了共同的感情,他们关心生产,我也关心村里的生产;他们更关心村里的四清运动,特别关心工作队走后给村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领导班子等,因此,我们有了共同关心的内容,也有了共同的语言。当群众发动起来、当家作主以后,村里的运动有人管,生产有人抓,这才认识到群众的力量,逐渐认识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每一个社员都会有一点私心,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是,从整体看,社员们对村里的人和事的认识是客观的、公正的。在我的思想中逐渐建立了群众才是真正英雄的观念,领会了卑贱者最聪明的道理,认识到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才是我国社会的顶梁柱,是我服务的对象。

  其实,早就知道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说: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第三卷第857)这些教导都学习过,而且,成都解放前夕我还当过近一年的工人,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护厂斗争,以后又经过党的多年教育,但是,思想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比工人、农民高明,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只有经过四清运动,和农民群众深入接触,共同战斗,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四清运动中不仅教育和锻炼了我,那时还有不少的干部、大学生也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记得我们工作队先后就有天津师范大学、张贵庄航空学校的学生和干部,他们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有几个天津城市的姑娘,与社员接下很深的友谊,离开四清工作队时,和社员们依依不舍。四清运动这一段经历,对于他们以后的人生,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考虑到要发动一场文化领域的大革命。他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中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十册436页、第十二册第25)他对艺术、教育、理论等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做出批示。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参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一节)

  19666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顿时局面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毛泽东传》(1949—1976)14141415)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生力军。

  四清后期的一天,分团政委打电话,要我把工作交代给工作队队长,等待分配。据说是要抽调一批人到市里的中学去当联络员。正在这时,红卫兵抄了我岳父的家。我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分团政委,很快他就通知我回市计划委员会机关。我回到机关,看到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因为计划委员会是保密单位,规定只许在几个专门划出的房间贴大字报。贴的大字报,都是揭发一个来计委时间不长的副主任(副市长兼任)XX,正主任(也是副市长兼任)和其他的副主任基本上没有大字报。这和我在四清运动中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当权派的问题,最后根据查证的事实,确定有没有走资派,谁是走资派的搞法完全不同。因此,我对此产生了很大的疑问。那时机关的运动完全封闭,关门搞运动,没有和社会串连

  当时,天津市已经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市长胡昭衡等几个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矛盾指向胡昭衡等人,保护其它当权派不被炮轰、批判。市计划委员会不过是照方吃药,推出了王XX。王XX当时还是副市长,计划委员会党组织没有权力决定批判王XX,只有市级党组织才能够做出这种决定。毫无疑问,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许群众起来揭发问题,让群众在斗争中辨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识别谁是走资派,谁是走社派等。这种指定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哪一级制定的?怎么传达到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党组织又是怎样执行的?这些问题最终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学生造反的运动越来越激烈,中央的报纸、刊物,不断发表文章,号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面临两个尖锐的问题:一个是应不应该造反?另一个是敢不敢造反?

  第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的关系问题。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入党以后,经常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籍。这些书中讲的一条重要道理就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而且说这是大道理,其它的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现在号召党员起来造反,反对党组织的资反路线(当时还没有想到是造党中央的走资派的反),这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吗?所以,要不要起来造反?造反与组织原则之间的关系?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缺乏深刻理解,没有认识到计委党组织这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拒绝群众的批评、教育,坚持当官做老爷,坚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大问题。直到中央刊物发表文章,专门论述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对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必须进行批判,才明白了道理,敢起来造反。

  共产党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必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否则共产党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阶级统治。但是,这个组织原则,只是、也仅仅是围绕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围绕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消灭私有制这个政治目标才是正确的。如果偏离了《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向相反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那么共产党员不仅不能盲目地执行组织原则,而且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造走资派的反,否则就背离了共产党的政治原则,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背叛《共产党宣言》,甚至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

  政治原则与组织原则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是我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当前所有共产党员面临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敢不敢造反。

  反右派斗争运动时,我正在人民大学上学,和右派学生领袖人物林希翎同为校乒乓队的队员,我还是她男队员中的陪练,比较熟悉。她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以后,我就和另一个队友找她要讲演稿看,她说没有讲稿,让我们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那时,我存在着抽象的民主观念,认为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结束了,现在只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从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等回来,虽然没有写大字报,但对于北大的民主墙给予赞扬。没有察觉社会总的形势是右派在向党进攻,要求轮流坐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右派进攻的严峻形势,大谈抽象民主,确实是立场问题。在大学毕业前夕,党组织给了我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于这个处分,我在青海成套局提出过申诉,认为处分过重,当时组织上维持原来的结论。我自信会改正错误,以后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场合都没有再提出过有关处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形势和反右派斗争十分近似,也是党中央号召给党提意见。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犯过错误,而且是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这一次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再犯错误,一定会划成右派分子,成为敌我矛盾。因此,敢不敢起来造反,成为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既然认定计划委员会的文化大革命搞法不对,如果为了保自己,不敢斗争,那还要不要坚持信仰?入党又是为什么?不敢斗争,不够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经过思想斗争,决定起来造反。后来回想起这段历程,说明我缺乏毛主席说的五不怕精神(参看吴冷西著《忆毛主席》第158)。而且,以后每到关键时刻,都有这种思想斗争。随着革命的发展,自己在以后的反复斗争中有所进步。正如文革通知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要革走资派的命,首先就要革自己的命。造反派不革自己的命,也不可能真正搞好文化大革命、革走资派的命!

  解放后,天津市计划委员会机关经历了一系列运动,据机关的老人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打了不少右派分子,机内部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因此,计委机关的大部分老人不敢起来造反,一些人则是被领导重用的,他们从感情和利益角度都不会造反,所以,机关运动冷冷清清。只有我们这些来机关时间短的新人起来造反。当时,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计委的大方向是王XX,王XX就是大方向》。这张大字报触及了资反路线的要害,揭示了一些人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于是机关内传出了抓漏网大右派的传言,显然,这是指我在反右斗争中犯有错误,既是对我的威胁,也是阻止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组织地暗地活动。以后,我到五七干校受审查时,有人干脆把我的档案资料作为大字报贴到墙上。这只不过是计委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一个小插曲。

  机关一些造反派起来造反,建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成为五个核心成员之一,开始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军队支左以后,承认我们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造反派组织。市人民政府各委、办的群众造反组织,成立了造反派组织的联合会,简称联委。计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派我作为代表,我成了人委联委的负责人。市里成立五代会以后(即工代会、农代会、大专学校红卫兵代表会、中学学校红卫兵代表会和干代会),我又成为干代会人委系统的负责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除极少数干部参加革委会的机关工作外,原市委、市人委系统的干部,统一由市直组领导管理,编为五个大队。原市计委、经委、财委、科委、文委等单位干部编为第五大队,任命我为第五大队的大队长。

  从建立市人委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以来,我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就明确不参与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负责与外部的联系。各单位的斗、批、改活动,由各单位自己组织、领导。由于市人委系统的干部,大都经历过党的多年教育,因此,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没有发生武斗之类的事件。现在回想,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深入,斗、批、改也搞得不够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号召进行夺权。我们计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也夺了计委的权。由于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太肤浅,不知怎么夺权,就和河北大学的红卫兵串连,请他们出主意。有的红卫兵说夺权就是把计委机关的印章收来。这个小插曲说明那时对于继续革命理论是多么无知!我现在认为,只有一级政府(共产党)才是政权,才有夺权的问题。计委作为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不存在夺权的问题。但是,市计委夺权的事实,却被《中共天津历史》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两年徘徊中党的建设》记录在案。

  1968年,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一条新路》一文的批语发表以后,(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73)天津市革委会立即建立市五七干校。我又转入了市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由于1972年我由市五七干校转入南开大学工作,对于市计划委员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了解,无法对市计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全面的阐述和分析。这里重点说明两点:

  1.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从四清工作团回计委参加原单位文化大革命时,机关党组织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天津市委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市长胡昭衡、市委宣传部长白桦和文教部长王金鼎,实际上是引导群众,把目标对准这三个人,保护其他领导人,不准群众批评、揭发,压制群众,不准起来造反,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市计委党组织不过是照方吃药,执行这条路线,也不准群众起来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对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文化大革命,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无疑是对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更证明没有错。

  2.我存在派性

  在我经历的计划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反派基本上是按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进行的,没有武斗的现象。但是,我认为机关的文化革命搞得不深不透,除了当时机关的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很差,根本想象不到我国会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极分化的情景,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群众中、特别是造反派中存在着派性,使两派群众不可能很好地团结起来搞好这场伟大的革命。

  当支左的部队确认我们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造反组织以后,我们在计委就由被压的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应该去团结对立面的群众,但是,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不是组织任命的,按照当时的话说:一举手上,一举手就下,因此,仍然把自己摆在头头的位置,忘记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应有团结群众起来革命的责任,和本派的群众接触多,与对立的群众组织很少联系,这就更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审查期间,虽然检查了存在派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很好改正,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也是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的内容。

  3.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革命的队伍

  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的指示发表,天津市革委会一动员,原市人委系统的干部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无一例外地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没有一个单位有人不去干校的。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革命队伍,以毛泽东为首的当权派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党号召下放劳动,重新学习,人们都能够也必须接受。当然,也同样是这支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以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科学性。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的公务员队伍,如果要他们到农村劳动,重新学习,会有多少人响应号召?这是因为现在的公务员只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社会制度变了,可以双向选择,公务员已不再是革命队伍了。

三、五七干校锻炼和接受审查

  1968年至1972年,我在五七干校学习期间,主要是经历了劳动锻炼和组织审查。

  毛泽东在《对〈柳河五七干校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该分批下放劳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73)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一直在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工作。

  列宁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趋势:“……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列宁还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化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不能立刻消除的。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257258-259253)

  以上是列宁揭示的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机器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国家机器逐步消亡;但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机器还存在着另一种发展趋势,就是由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恢复为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在他逝世前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国家机关问题的。他在《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中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在《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也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等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3705)

  毛泽东也很重视国家机关的问题,特别是干部的问题。他在从西柏坡到北京时说决不当李自成。1950年从苏联回国时,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负责人谈话……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97)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的话,具有深刻的含义,形象地揭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本质区别;揭示了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前者是改朝换代、继续做官,后者则是要消灭官僚、泯灭官与民之间的差别。

  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是被国民党镇压的党,党员、干部随时都处于被追捕、杀戮的处境,必须也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求得生存并取得胜利;夺权政权以后,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干部不会被压迫,反而成为执政党的成员,占据领导地位,成为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恩格斯语)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自觉认识、没有共产主义胸怀的党员、干部,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国家机器,要消灭干部与群众的差别,自觉地革自己的命。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包含着开始探索打破分工、消灭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探索国家消亡的途径和方法。

  我在党政机关工作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关化的程度越来越强。刚解放,我们革命大学几乎完全随着党的中心工作活动。土地改革开始,我们就下乡清理积案;“三反五反我们下乡参加运动,以后就逐渐凝固下来;来天津市计委以后,科员、科长、处长、主任之间的界限就更显明了,同志之间的关系比刚解放时淡多了,科员、科长之间明显地呈现出竞争的态势,这也是文革中两派群众争斗不息的根源之一;机关虽然不断地有各种运动,但是,工作人员中普遍认为运动影响正常工作,官僚主义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确实存在复辟资产阶级国家的趋势。

  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了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这是新建立政权的一个特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创办五七干校,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等,都是避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复辟为资产阶级国家,探索国家机器消亡的途径。当时,我虽然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东郊参与干校的建设,但是,并没有理会这种深刻的含义。直至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看到《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7)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才逐渐理解。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反复指示干部要参加劳动,1958年上大学时,我就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四清运动也参加过劳动。但是,对于办五七干校是为机关革命化走出的一条新路理解不深,仅从干部参加劳动,不能脱离群众的角度理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要推动和促使国家机器最终消亡,促使干群区别的最终泯灭,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的措施之一。

  1.劳动锻炼

  在革委会市直组的规划下,我们在东郊的东三村建立了市五七干校。

  按照当时的规划,准备在东三村的荒地上开辟一万亩稻田。因此,首先要盖住房。那时盖的泥坯房,首先是要脱坯。脱坯是农村三大累活之一(当地农村把拔麦子、脱坯、抱孩子看戏称为三大累活)

  脱坯是用当地的土和炸碎的稻草搅拌成黏泥,放在一个木坯子里,抹平以后再把木坯子拔起,使黏泥成型,等晾干了以后,就制成泥坯了。

  第一道工序是合泥。合泥就是一个很累的活。要制成泥砖,泥必须合得很黏,泥中还要加碎稻草,以加强黏结度,因此,很费力。

  第二道工序才是脱坯。把合熟的泥叉入木坯子里,再压实、抹平,然后把木坯子拔起来,泥坯留在地上晾晒,最后成为泥坯。总之,脱坯是费力的活。不仅合泥很累,拔一次木坯子,弯一次腰,一起一伏,也非常累。所以,成为三大累活之一。我们要建住宅,脱坯这是劳动锻炼的第一关。

  开辟一万亩水稻田更是一个大工程。

  种水稻必须有清水灌溉。天津东郊是盐碱地,地下水含盐碱度高,必须用大量清水灌溉,水稻才能生长。因此,首先要挖掘排灌渠道,把清水通过渠道引进来,把含盐碱度高的咸水排出去。为在荒地上修建排灌渠道,光挖沟渠这一项我们就干了很长时间。

  刚开始挖沟时,我们用铁锨铲土连土都铲不起来。在四清运动时,一次我和张贵庄航空学校的两个学生在一起劳动,当时在有水的沟里铲土,结果一铲土都掉到水沟里,两个学生到小水沟里把土抱上来,那个狼狈相实在很难看。

  到干校劳动,从开始铲不上土;到铲上土,再到铲土的深度基本一致,沟面基本平整;用铁锨往后甩土,也越甩越远,越甩越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基本上算专科毕业,在连里算是壮劳力(五七干校是以连、排编制,以连为基本单位)在劳动中也有了成就感。

  我们还建立了扬水站。种水稻必须灌溉,扬水站是必备的设施。市人民政府的建设委员会就有工程师,按照他们的设计,我们修建了一个扬水站。审查结束之前,我还在扬水站干了一段时间,这是后话。

  总之,经过将近四年的干校劳动,除了脱坯、挑沟、拉车、放水等,我还开过手扶拖拉机等,进一步知道粮食等农作物的来之不易,加深了对于生产劳动者的敬仰和尊重,认识到在物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才是社会的顶梁柱。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说的那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为基础。”(《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74)正是这样的物质生产者们,才是社会的基础。知识分子就是要将”“在这张上,进一步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2.接受审查

  出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时,我是五大队的大队长,领导着修建扬水站和盖房等劳动。但是,到清理阶级队伍,革委会市直组宣布让我接受审查。原因是由四川省转来检举材料,怀疑我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接着我的档案材料就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了墙,成为了审查对象。

  对于这种变化我虽然感到突然,但是还能够接受。主要的思想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审查了那么多的老同志,仅市人委系统,就有很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老同志和地下党员被审查,审查我为什么就不行呢?更何况我曾经是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的学生,而且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农民会秘密组织。因此,我虽然有委屈情绪,但是,总的态度是正确的,深信自己对党忠诚,相信组织会还自己以本来面目。所以,我在受审查期间,交代问题很坦然,积极配合;在劳动中也很努力;审查后期,问题基本上搞清楚,没有做出组织结论之前,还安排我到扬水站劳动。因为扬水站的活很轻松,有大量闲暇时间,我又利用这段时间重读了《资本论》一卷。(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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