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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始终 : 毛刘周取邓大跃时期间著(一)

2017-12-30 11:25|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366| 评论: 0|原作者: 初心始终

摘要: 毛刘周取邓大跃时期间著 作者:初心始终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5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 ...

毛刘周取邓大跃时期间著


作者:初心始终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5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由于这一段只点了毛泽东一个人的名字,我们据此无法知道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还有谁对“大跃进”期间“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负有什么责任。

我们来翻一翻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的著作集看看他们在1958年——1960年这一时期说了什么。

一、《刘少奇选集》

刘少奇在“大跃进”期间是中央一线工作第一位的领导人。《刘少奇选集》两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上卷收录1926年5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1985年12月出版,收录1950年——1965年6月重要文章,其中大跃进期间的只有1958年5月30日的《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一篇文章,讲的是“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与“大跃进”没有多少关系。

结论:因为《刘少奇选集》中没有与当时经济工作有关的文章,所以我们据此无法判断少奇同志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

二、《周恩来选集》

《周恩来选集》两卷,上卷收录了1926年12月——1949年9月的重要文章;下卷1984年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收录了从1949年12月——1975年的重要文章,其中“大跃进”期间的文章三篇:《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1958年1月10日)、《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1959年4月29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均与经济工作无关。

结论:从《周选》中也看不出周总理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

三、《邓小平文选》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中央一线第二位的领导人,后来实际上也是“刘邓”并列的。事实上似乎也是这么回事儿,举个小例子,读过《陈云文选》的应该知道,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要向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的。

邓小平没有选集,他的重要著作收录在《邓小平文选》里,共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1993年11月在全国公开发行。第一卷收录了1938年至1965年的重要文章,第二卷收录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文章,第三卷收录1982~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邓选》在“大跃进”时期的文章两篇,《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也是均与经济工作无关。

结论:从《邓选》中同样看不出邓小平来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是推波助澜还是抵制。

四、《陈云文选》

陈云建国前长期负责组织工作,是中共“五大书记”之外的第六大书记,比邓小平的地位高得多,建国后陈云一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陈云文选》共三卷,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1984-1986年出版,至1995年5月再版,收入1926-1985年的著作一百五十三篇,其中“大跃进”时期的文章五篇。

(一)文章概况

 1. 《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这是陈云同志1958年12月23日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的讲话,要求重视基本建设质量问题。

 2. 《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陈云同志1958年12月26日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所作的总结,也是讲基本建设质量问题的。

以上这两篇文章,陈云同志虽然要求抓好质量问题,但与“大跃进”不“大跃进”没有关系。

 3. 《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写于1959年4月,是谈经济工作的。

 1958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这封信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最近就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想了几点意见”,“先说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一、粮食要省吃俭用……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再说编制1960年计划的方法问题”,讲了两个方法,即编制计划时谁加上谁等于谁,别忘了还要考虑什么什么因素。

从这封信中看不出有急于求成的情绪,但也没有一句防止急于求成的话。

 4. 《落实钢铁指标问题》,1959年5月11日

人们在批判“大跃进”时,一般都揪住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说事。很多人说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如何如何,我们看看陈云在1959年怎么说的。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陈云在会上就钢铁指标问题做了长篇发言。

 “钢材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的问题”。陈云认为1959年钢材指标900万吨、钢产量1300万吨是比较可靠的,全年钢产量1500万吨也是可能的。

在生产组织上,陈云对土法上马是支持的,“洗煤是提高铁和钢的质量的关键。……解决焦炭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洗煤问题。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以生产一千九百五十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大部分是简易洗煤厂,设备正在专案解决)可以生产五百五十万吨,两项合计是二千五百万吨。另外,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二千万吨。”洋法土法几乎各占一半。“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即一千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自然,洗过的煤,用土法也可以炼成好焦,但是还要掌握好技术。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关于耐火材料。……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陈云并要求,“即使政治局同意把钢材产量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产量初步定为一千三百万吨,也请政治局再给财经小组一些时间,考虑一下冶金部的同志提出的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五百万吨的意见。”

今天人们对1958年土法大炼钢铁颇多微词,但是当年人们并不那样看,起码陈云到1959年5月对土法大炼钢铁还很支持,这其实也说明当年土法大炼钢铁确实解决了不小的问题,远远不是今天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说土法就全是缺点,谁主张土法谁就是极左,完全不是这样。

 1959年中国实际完成钢产量1122万吨,没有完成陈云主张的争取指标1500万吨,也没有完成可靠指标1300万吨,这说明1959年的钢铁指标确实定高了。

但是从整篇讲话看,陈云对于1300万吨的钢产量是经过全面考虑、认真计算的,听取了冶金部六次汇报,还综合了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国家经委冶金局的意见,财经小组经过了研究,“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也都意见一致,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书记处也开会进行了讨论,然后提交政治局。应该说程序上是十分完备的,绝对不是今天某些公知想象的那样某人拍拍脑袋就定了的。

 5. 《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1959年5月15日

这封信,基本内容是坚持前文的观点,大意是钢材指标900万吨、钢指标1300万吨,冶金部认为指标太低了,有分歧,因此,“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二)结论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对1959年的钢铁指标估计有点高,但是这种错误不过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而已,远远没有到“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的程度。因此,我们无法从这几篇文章就断言说陈云“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也无法判断陈云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承担多大责任。

  

综前所述,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除了陈云有关于钢铁指标文章以外,其他人在这期间关于经济建设说了什么,我们从他们的公开发表的著作集中找不到答案。我们没有办法凭他们的著作集来断定他们是不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但是,同样也绝对不能排除他们“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五、《毛泽东文集》

 1958年——1960年这几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发生大事比较多的年份。这一时期美蒋勾结演出一幕幕阴谋剧,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阻止台湾独立阴谋;西藏发生叛乱;中印战争;与苏联决裂等等。做为一把手,毛泽东方方面面都要考虑,经济建设仅仅是他要考虑的一部分工作。

《毛泽东选集》曾经公开发行过五卷,收录了从1925年12月1日到1957年11月18日的文章,1958年及以后的重要著作可以翻看1999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毛泽东文集》。

《毛泽东文集》收录了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章、讲话、信函、批示等69篇,其中经济方面的或涉及经济工作的至少29篇。首先,根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大跃进”和“毛泽东错误”的认定,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合理判断:如果毛主席“大跃进”时期的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样的文章肯定会收入《毛泽东文集》。然而,我反反复复翻阅《毛泽东文集》,却始终没有发现一个字能显示出来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相反,每一篇都充满了理性,老人家一开始就怀疑高指标,到1958年11月起就开始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以下是一部分文章简介:

(一)《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收入文集。这篇文章通篇都在大力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反对急于求成。例如,“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这多年来,有人说毛主席只提倡粮食生产,反对商品生产,纯粹胡说八道。其实毛主席早在1956年6月14日在谭震林等人的报告中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批示中就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二)《记者头脑要冷静》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21日与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瞒产和虚报都是错误,但性质有不同,瞒产是为了多照顾农民利益,虚报是急于求成,在这两者之间,毛主席旗帜鲜明反对急于求成,连着说了三个“危险性”或“危险”。对于瞒产,毛主席却给予了同情,说明他是站在农民角度考虑的。其他领导人对瞒产和虚报的态度,我们从他们的著作里找不到,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还是其他情况?不知道,假设,当时各级领导也持毛主席一样的虚报和瞒产态度,后来怎么可能会饿死人?

(三)《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11月23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写报告要有依据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今天一个科长拿着没有依据的报告给处长看,处长肯定扔出去。但是,当年党中央主席看到的十二个部的十二个报告却连基本的依据都没有。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接着,老人家对扫盲、绿化、除四害三个方面的急于求成斩钉截铁地说不信。“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从这一段笔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三点:一是从下到上造假很严重;二是对于下面的造假,中央有人信;三是1958年钢产量1100万吨,老人家不信。对比一下,陈云认为1300万吨钢是可以的,努努力1500万吨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能说陈云同志头脑发热,但是更没有理由在钢铁指标上说老人家头脑发热。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从这一段看,毛主席的心与群众是连在一起的,对于群众抵制上级乱下命令的“造假”是支持的,但是官僚阶层却是他们对立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老人家发动文革也许有帮助。

(四)《一个教训》

 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的检查报告上长篇批示,其中一段:“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明显是反对省委给县乡下达的指标太高,提醒他们下任务不要超过群众的承担能力,同时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哪里有丝毫的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相反是批评他们把指标定得太高,“千钧重担压下去”。

(五)1959年3月15日《党内通信》

这期间毛主席有三篇《党内通信》,越过中央办事机构越级向下呼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毛主席这么做?搞不懂。

第一篇,1959年3月15日的《党内通信》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针对当时把公社甚至县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等“共产风”做法,毛主席要求把小队做为基本核算单位。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不同意见,可能别人嫌他进入共产主义的脚步太慢,他只好要求听听群众的意见。“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对于已经做了决定的河南“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结尾处是“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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