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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2017-12-31 08:27|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426| 评论: 0|原作者: 郭松民

摘要: 郭松民 : 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中国近代的衰落,从国民精神状态维度看,和文化及价值观的衰落正相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结束后,社会风气和文化价值就一路下行,“当今大弊,在因 ...

     郭松民   :  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中国近代的衰落,从国民精神状态维度看,和文化及价值观的衰落正相关。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结束后,社会风气和文化价值就一路下行,“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


从军人的精神状态看,嘉庆17年(1812年)以后,几十年无大阅,营中操练逐渐废弛,军营中流传着“进营要少,见贼要跑,雇替要早”的诀谚。


军官吃空额、扣兵饷成了普遍做法,还有官弁出售兵缺,军营设赌收费,有的水师干脆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


以至于后来曾国藩不禁发出浩叹:“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走私,主要依靠力量是广东水师,但广东水师恰恰是走私鸦片的最大获利者。林则徐被革职后感叹说:


“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也。”


中国近代被西方打败,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败于西方的“船坚炮利”。


亲历了鸦片战争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却发现,那有这回事?


清军遇到英军,即望风而逃,沿海的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皆不战而弃,“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此前中国主要是被英法等西方大国打败,朝廷和士大夫阶层还觉得“败的有面子”,但这次被一直处于中华朝贡体系边缘地带的“弹丸小国”日本打败。


日本在历史上两次被中国打败,中国也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如今竟后来居上,以小凌大,“天朝”朝野上下这一惊非同小可


大家觉得再这样人人只为自己私利考虑,恐怕亡国不远,于是价值观开始出现触底反弹。



首先觉醒并且站出来的是传统的“士”这个阶层,其政治上表现就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


失败之后,再加上此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旧官僚主导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失败,传统的“士”就边缘化了,由他们作为主要承载者的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质疑。


现在有些人,把传统文化说的天花乱坠,但不正视这段历史,不正视其不能抵御西方入侵,承担救亡使命是不行的。


第二波站出来救亡的是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留学生阶——看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影视作品,里面角色个个都是西装革履,一副洋派,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搞出来的救亡行动就是辛亥革命。



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救亡问题,中国随即陷入了军阀混战。


袁世凯为了称帝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国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反而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亡国灭种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原因何在呢?


因为辛亥革命只动员了少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根本无力对抗帝国主义,反而要靠帝国主义的扶持才能生存。广大劳苦大众没有参与进来,中国的深层利益结构没有变化,革命只革了一条辫子。


很显然,要救亡,仅靠精英觉醒是不行的,必须有民众的觉醒,在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必须要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觉醒,这就有一个“唤醒民众”的问题。



正如毛主席所言:“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农村变动,所以失败了。”


这个农村变动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土地革命;二是农民主体意识、历史主动意识的觉醒。


鲁迅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在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鲁迅成了时代召唤出的当之无愧的巨人。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是:


“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这是恰如其分的。



鲁迅在其名著《藤野先生》中,记载了他如何从学医转向文学,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心路历程,他在仙台医专观看日军斩杀中国人,中国人却麻木围观的纪录片——


“‘万岁!’他们(日本学生)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从此,鲁迅将改造国民性当作自己毕生努力的目标。


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虽然也曾失望消沉过,但他毫不妥协,不留情面地痛斥国民性弊端。



鲁迅的杂文对国民性的生存哲学等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的三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都是揭示国民劣根性的作品。


鲁迅也毫不留情的抨击封建文化的荒诞与残忍,曾对《二十四孝图》所表彰的孝子事迹进行了泼辣犀利的讽刺——


“老莱子娱亲”行为其实是“将肉麻当有趣”,“侮辱了孩子,污蔑了古人,教坏了活人”,而“卧冰求鲤”、“郭巨埋儿”则是“有性命之虞”的行径,只能使“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害怕我父亲做孝子”。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精神真实而全面的写照。


在鲁迅那里,一切的憎都源于爱。怒其不争的另一面是哀其不幸,憎恶与痛斥的另一面是希望他们觉醒与强大。


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提出了“立人”的主张。他认为:


“欧美之强,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物,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其个性而张扬精神”,使大家“渐悟人类之尊”和“个性之价值”,也就是悟出自身的奴性,不甘于再做奴隶,受人奴役。这样“国人之自觉至,”


“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毛主席曾经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绝非虚言。


鲁迅“改革国民性”、“立人”的构想,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远远超过鲁迅梦想的实现。


鲁迅的阿Q、祥林嫂、闰土,变成了毛泽东的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和雷锋,中国也从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变成一个自豪、自尊、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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