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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 首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 查看内容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产(八)

2018-1-31 07:16|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139| 评论: 0|来自: 工农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组

摘要: 除石油工业,以原子弹研制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外,机械工业(国务院设立八个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以及科学技术各领域都获得了大跃进。当中国工人阶级和科技人员创造伟大业绩的时候,他们的 ...
除石油工业,以原子弹研制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技外,机械工业(国务院设立八个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以及科学技术各领域都获得了大跃进。当中国工人阶级和科技人员创造伟大业绩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因自然灾害导致食品和日用品极度匮乏,物质生活条件下降低到最低点;为在1965年以前提前还清苏联14亿新卢布以上的债务,所有中国人都勒紧裤带;西方大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战争威胁和军事压力,不但基本断绝了国家急需的技术设备的交流,而且也促使我国必须作好应对外敌的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创造了工业奇迹和农业奇迹及科学技术奇迹。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何泽慧(钱三强夫人)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苏联专家撤走后,在所里腾出的一个仓库里创建实验室时,曾亲自骑自行车到前门外五金商店买回台钳、改锥等工具。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蛋白质,即人工合成的牛胰岛素,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它的结构、生物活力、物化性质以及结晶形状,都同天然牛胰岛素完全一样。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育成并大面积推广种植矮杆水稻的国家。矮杆水稻的推广种植,曾使中国水稻的亩产量增加了一二百斤。当今为世界瞩目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是由享有“杂交水稻之父”盛誉的袁隆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奋开始研究并取得技术突破的,这位世界级的科学家,通过常年在水稻田里的观察和寻找,终于在1964年6月发现了栽培稻中雄蕊退化不育株,从而开创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步。与此同期,六三年华北小麦出现了大面积黄锈病,惊动中央,周总理召开农业部、中国科学院、农科院、科委等有关部门研究方法,决定中科院生物所担当这项研究防治任务。刚毕业的年轻学者李振声,奔赴西北中科院黄龙基地,利用野麦雄性不育株杂交技术培育出高产小麦。南有袁隆平,北有李振声,使中国的水稻和小麦发生了“高产革命”。这个育种大革命是一项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密度量度的大跃进,并大大超额实现了五八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中的“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四百斤,长江以北五百斤,长江以南八百斤)。现在枸杞供应充足,也是一个基层农技人员偶然发现一株路边“无用”的枸杞老树后,联想到“雄性不育”的杂交技术,通过实验,大获成功。这些都是在印证着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三面红旗的主体就是卑贱者,就是广大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即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者),正是他们制造着物质财富,高举三面红旗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
这里需要特别谈到在三面红旗革命群众运动中大炼钢铁运动。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攻击三面红旗的重要方面。钢铁工业生产方面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58年的大中小并举及中央和地方并举,各地方出现了大量小土炉;第二个阶段是把小土炉改造提升为小洋炉;第三个阶段是把小洋炉整合提升为地方和中央的中、大型钢铁基地。从此奠定了全国钢铁生产的布局和基础。在小土炉炼钢中产出了几百万吨不合格的钢铁,浪费了人力物力。由此攻击把大炼钢铁说成是“全民炼钢”,把三面红旗大跃进归结为“全民炼钢”,这全是恶意的污蔑;更有甚者,由此把大炼钢铁说成是“左倾”错误;最后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八一决议》中更定格为“极左”的重要一环,也就是说58年树起的三面红旗是“极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极左”路线的全面“疯狂”,“内乱”“浩劫”、“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这伙已窃据中央领导权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胡说,只是暴露了其敌视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敌视无产阶级奋斗求解放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现代修正主义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美其名曰“专家、学者”史观与人民史观、奴隶史观正相反对的。毛主席对钢铁战线的三面红旗群众运动的经验,概括为《鞍钢宪法》,具有历史的意义,涉及到企业在所有制公有的制度下,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即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鞍钢宪法》的简述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造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对这个《鞍钢宪法》毛主席说:
“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进行以前的情况,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1960年3月22日)鞍山市委的报告,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运动进展很快。至二月底,提出的革新建议达六十二万件。二是广大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不少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两个多月来,取得的初步经验是: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高度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
关于大炼钢铁运动,毛主席说:“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吃亏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决不能市场挂帅,GDP挂帅。
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人民参加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引领的整个社会的深刻革命大变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本性冲击。在农村,儿童入了幼儿园、学龄儿童进了学校、老人入住了敬老院,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全是不收费的,工作人员由社队派,记工分,而且经过挑选、能称职。这就是说,男女老少都围绕着三面红旗旋转起来了,更不要说那千百万在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交通等工地、农田、车间劳动的民工、社员、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了。最清闲的政府机关是公检法了,他们也要走出机关,到劳动场地去了;党政领导机关也到劳动大军中去,当了水利书记、炼钢县长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机关革命化也成为必然的了。可以绝对地说,那个时代,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人民,没有一个走进股票交易所,没有一个人谈论股票行情,没有一个人进入黄赌毒娱乐场所,没有一个人炒作和议论房价、期货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家被消灭了,全中国人民没有一个人担心失业、工资、工分,只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争先进、争多做贡献。五八年有几千万社员进入工业战线,使工人队伍数量增加了一倍多;后因三年自然灾害,又有2000多万城镇职工支援农业第一线,到农村人民公社当了社员。甚至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版)中也不得不写道:“‘大跃进’给工农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御用文人总不忘先骂三面红旗一句),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毛主席在《中国的大跃进》一文中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三面红旗革命群众运动,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但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欠收,尤其粮食减产,导致全国人民的吃饭困难。人民公社制度在自然灾害面前受到极其严重的考验。从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起,到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例》(即六十条)历经四年。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从“共产风”到“单干风”的“吹袭”,人民公社不断完善和健全着,最后确立起来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农业制度的大革命,大进步。也正是六二年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即“六二年的右倾”,使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表面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右倾机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历史过程来看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借三年自然灾害向三面红旗发难,尤其向人民公社制度发难,他们完全打错了算盘,导致的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五)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巩固
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这是自然规律,哥白尼发现了这一规律。但是,即使哥白尼没有发表《天体运行论》,即使全人类都认为太阳围绕地球旋转,那也无济于事,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整个社会运动的中心是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全部人和事都围绕着生产方式旋转着。三面红旗运动是一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性的前进,所以,整个社会也就围绕着三面红旗旋转起来了。几亿农业合作社社员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些社员转入工业战线,使工业职工在五八年增加三分之二;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困难,有2000多万职工支援农业第一线,又重新成为公社社员。这种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加强了工农联盟,几千万人进工厂和重回农村,这一奇迹只能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下才能发生。社会中的各种人和事都是由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三面红旗生产方式并没有生产出一年四季、风霜雨露、地震海啸、风调雨顺和三年自然灾害,却生产出来了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首都的十大建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事迹、黄淮海盐碱地的水土治理及数不清的大小水库、生产了千百万个先进模范英雄人物,生产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也生产出了在红旗渠修筑工地上牺牲的81位干部和群众,生产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水肿病等。在旧社会,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出了皇帝、王公贵族及改朝换代,生产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正是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后,才生产出来了几亿农民工,廉价雇佣劳动者;同时生产出来了工农联盟的破坏等。生产方式必生产出来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艺及哲学等六种意识形态。例如,国家制定的《慈善法》与四川阆中公审、公判三男五女农民工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法律和政治——给资本家戴上“慈善”的桂冠,给雇佣劳动者戴上“恶意讨薪”的罪名。马克思说:“慈善是资产阶级的娱乐。”(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可以肯定地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绝不会慈善和良心发现,他们是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用自己豢养的上层建筑中的走狗和打手及御用法学家公审公判农民工来“显示”法律的“严肃性”实行“依法治国”。在人民公社生产方式中,找遍全国每个地方也找不到一个“农民工”,更不会找到一个“恶意讨薪”的农民工“罪犯”,也找不到“公审、公判”的法警、法官、法庭,即政治上层建筑中的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的复辟,生产出上层建筑中的腐败和反腐败,生产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现代修正主义宣称“绝不走回头路”,因为那是死路一条,回不来了。
各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都生产着自己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农村人民公社这一公有制生产方式也不例外。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是坚持集体所有制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正如广大社员群众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但是,这并不是“全国的共识”,国内外、党内外的社会主义的敌人,尤其中国现代修正主义则用各种形式反对、破坏人民公社制度,并集中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是这个意思。例如,“邓三科梦”就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历史证明,围绕农村人民公社展开了党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修正主义的路线斗争。下面我们沿着八大二次会议后的六中全会到九中全会的线索对围绕农村人民公社展开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概要的叙述。
从1958年8月16日到9月3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嵖岈山卫星公社施行简章(草案)》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并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在会议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运动迅速展开了,并在两个月左右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毛主席特别重视所有制问题,在决议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把所有制作为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人民公社运动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所有制问题。虽然这个运动涉及的内容千条万绪,仍是这样。历史的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8月30日,毛主席在会议上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八届二中全会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个决议。……人民公社问题是个重要问题,将来还会有许多问题我们不知道,还要研究。”
毛主席在这个会议上,谈人民公社时还联系到资产阶级法权、等级制、工资制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这两条道路的问题,关系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等。这些问题与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直接联系着。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这时的思想和现实意义与六五年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以及七五年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是一脉相承的。人民从各种角度探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须紧紧抓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这个基本问题,才能找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总线索,才能在集中点上揭示中央出修正主义及两个司令部的产生、形成及斗争的来龙去脉或真相。就此把毛主席的论述摘录如下,毛主席说:“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 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这里谈的是教育方针、教育的阶级性及教育革命的思想。
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说:“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关于人民公社,我的意见就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8月21日,毛主席说:“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我们要实行。(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儿童喜欢玩水,泥水劳动大多由儿童进行,适合他们的兴趣和天性,劳动变成了快乐;妇女的解放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尺度等思想,在傅立叶著作中有精妙的论述。)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 ‘农村作风’、‘游击作风’,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丢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一一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毛主席在这指出的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不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改革的内容吗?不是包括在”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范围内吗?
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毛主席在8月30日说:“搞共产主义,第一个条件是产品要多,第二个条件是精神要好,就是要共产主义的精神。一有命令,自觉地做好工作,懒汉甚少,或者没有懒汉。实行薪水制以来的缺点就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椅子都要有等级的,办公桌是有等级的。这样一来,脱离群众,战士就不喜欢军官,农民就不喜欢我们县、区、乡的干部,城里的工人也不喜欢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呢?你是当官,党官、政官、军官、学官,还有商官(做生意的),还有工官(当厂长的),官这么多,就出官僚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整风一来,就整官气,提政治,政治挂帅,从前争等级,争待遇,争薪水,后头不争了。我看要打掉这东西。现在是不是马上废除薪水制?也可以暂时不废除。要来个一两年的准备,要人民公社搞起来逼我们。我们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就没见过几个懒汉。他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挂帅,有个共同团体,有个共同目标,阶级斗争。”这个目标就是建设好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毛主席号召各级党委看《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这本书。
人民公社制度是政社合一,这必是对政治上层建筑的一种革命,使政权不是高高在上,直接与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融合起来了,干部与生产劳动者紧密联系起来了;对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脱离群众,有了制度的保证。对此毛主席说:“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不但没有影响军事训练,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意识形态、宇宙现、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意识形态是客现实际的反映,为经济基础服务。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针对会上有人提出‘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一九五九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除,大学教授要比学生吃好一点。……有时少数人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大家服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哥白尼的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人民公社决议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县搞一二个试点,不要一下子都铺开。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个到二万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卫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各地参照执行。”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各地兴起了高潮。对于这个高潮,中央接到的汇报材料说: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大部分省、区在九月底前可以实现公社化。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均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个别是一县一社。各地建立人民公社一般分作两步走;秋前先搭架子,换牌子,上动下不动,实行统一调取劳动力,统一安排生产;秋后再处理具体政策和解决经营管理等问题。这次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大字报,要求办公社。已办公社的地方,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只有少数地方由于思想发动不够好,有些群众有顾虑,发生了杀鸡、杀猪、卖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对此,各地均已引起注意,并在纠正中。
在人民公社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需要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解决。就此中央先后召开了六中、七中、八中、九中、十中,五次会议,主要内容是纠正“共产风”等“五风”( “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反对单干风等“三风”(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一个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立必经大风大浪的磨练在斗争中才能成长和巩固下来,并发展壮大。下面逐次简述前面四次中央全会,至于“十中”全会将做转节叙述。
    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武汉
六中全会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日——10日)和武昌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召开的。这三次会议的中心是农村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全年国民计划问题。对于人民公社问题,主要围绕着所有制进行及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问题。所有制从公社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都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实行按需分配。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都有共产主义成分,如公共免费福利和共产主义协作;同时还有资本主义的残余,商品交换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两个过渡问题。县级大公社和乡级公社,只是大集体和小集体的数量差别,而不是性质差别。在全民所有制中实行的是产品的生产和调拨国家计划,在这个领域内,商品消灭了,比如原子弹、军工产品、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等全民物质财富,不是商品。在全民所有制中没有商品买卖,即没有交换,因而也没有交换价值或价值,在这里计价只是物品的核算工具,只是用于统计。真正的产品统计是数量和质量。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是制造自然的物质财富,而不是超自然的价值或交换价值幽灵,即贴在物质产品上的GDP价格或货币标签。但是在各公社之间及公社与国家之间还有商品,因此,商品生产和交换还是存在着。对于公社的生产活动来说,国家虽不制定全部计划,但还是有一定的产品计划,即完成国家订购和交售计划。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本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旦公社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两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也就消失了。所以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经济建设决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经济问题。原始公社边界上的商品交换,意味着公社开始瓦解,其进一步的发展导致公社的解体。正是公社之间商品交换的叫卖声唱出了公社的丧歌,使原始公社解体为各个私有者。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公社之间及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将使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功能在于两种所有制的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实现政治上的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仅有商品交换,还有非商品的产品供应,所说的“工业支援农业,农业支援工业”就是这个意思。“商品——价值——货币”经济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所有制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经济体系进行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我们谈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只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有商品交换,因而还有“商品——价值——货币”内容的经济,因而还有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在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的社会条件下,即在两种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下,仍然要对社会主义中经济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把理论批判与制定经济政策结合起来。中国现代修正主义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那个“不读书不看报”的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后来的“邓三科梦”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们,那里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呢?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哪能从空想变成科学呢?“经济”一词或概念来源于汉语的古义“经国济民”的缩写。政治经济学是英国的名词,德国后起称国民经济学,两者是一个意思。所以,马克思取英文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仍按德国传统称《国民经济学批判》;杜林亦是称国民经济学批判。日本将西方概念翻译成“经济”,中国则出口转内销也翻译成“经济”一词了。经济这一概念的范畴的内涵只是“商品——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就是“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产生了“G—W—G’”资本总公式;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则是“商品——价值——货币”,这就是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了。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亦消灭了“小生产每日每时生产着资本主义”。人民公社就是一次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但是并没有消除在两种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价值——商品——货币”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中实现供给制和工资制并行。公共食堂是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还有按人口进行自给产品的供给制。年底实行按劳分配,即按工分总量进行的现金分配。现金是由出卖农产品所得的货币。这就与全民所有制中实行的工资制不同。每个公社社员分配到的食物和货币与年景好坏和各个不同公社的差异有差别,即穷社和富社形成社员年收入的差别。所谓经济作物就是能当作商品出售的农副产品;社办和队办的工业和手工业也是货币收入的来源。不论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剥削。12月10日下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第一稿、武昌会议的第二稿,在六中全会上形成的第三稿。《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产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强调要划清两种界限,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指出当前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决议规定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进行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发表多次关于人民公社的重要讲话,讲话的重点是围绕着所有制问题。毛主席在12 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十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民公社的出现。我们找到了一种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便于从现在较低级的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进到高级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便于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进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业、办教育、办民兵,工农商学兵,各种事业综合起来搞,规模大,人多。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第二个问题,关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第四个问题,一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一些地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他们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这是非常之可贵的,缺点就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当然,这个决议也给了观潮派、算账派以答复。第五个问题,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请各位回省组织一下。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六个问题,关于研究辩证法问题。……在社会制度问题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并存,也是对立统一。……第九个问题,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今年这一年,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应该是一件大事。第十个问题,关于两种可能性。……不要因为外国人一吹,把我们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劲冲天,搞得神乎甚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顾及到不高兴的事情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我借这个机会讲一下这些倒霉的事情,无非是托儿所、公共食堂、人民公社垮台,共产党分裂,国家被灭掉,我们又去打游击。不过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管着,所有这些倒霉的事都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经过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一定要灭亡,是永久的……两种可能性中间,不仅要顾及到好的可能性,还有顾及到不好的可能性,这样有益无害。……
八届六中全会阐明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指出了走向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与人民公社运动中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了毛泽东人民公社思想。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继承和发展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工农兵学商综合体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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