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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 首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 查看内容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产(十一)

2018-2-1 07:58|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216| 评论: 0|来自: 工农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组

摘要: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议程第一项是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会议形成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在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进一步做 ...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议程第一项是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会议形成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在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若干补充规定。《纪要》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整风整社,纠正“五风”。整风整社,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搞深搞透,反对走过场;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首先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我们同死官僚主义分子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必须严肃处理;县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也必须彻底整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在不少地方很大程 度上是来自县级和县级以上的。第二,退偿问题。社队各级和县以上各级各部门的平调帐,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赔。谁平调的谁退赔,从哪里平调 的退赔给哪里;要强调退赔实物;国家准备补助二十五亿元,列入财政支出,基本按农村人口分给各省、市、自治区,用于退赔。第三,关于粮食、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农村集市贸易等的一些规定。粮食价格应该提,只提统购价格,不提统销价格。一九六一年中央准备再拿出十亿元专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提高油料、生猪和禽、蛋的收购价格,原料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放到一九六二年再提;节约用粮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粮食没有基本过关以前,必须坚持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这个《纪要》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了11天,内容涉及整风整社工作的各个方面;紧接着召开九中全会(1961年1月14日——18日),又开了5;共计16天。全会指出,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当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收成。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这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会还提出要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初级市场,逐步改善供应状况。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进行整风运动,帮助干部提高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且纯洁组织。这次全会批准成立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

毛主席于1月18日下午在九中全会全体会议上主持并讲话说: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对刮“共产风”情况就不明。中间又来了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去年这一年,中央几个主要同志都把精力放在对付国际问题上,专顾那一头去了,就影响地方工作。今年不搞两本账,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坚决退赔“共产风”刮来的东西,不许可不退不赔,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里坚决整掉“五风”。…… 还是要鼓干劲。大家回去实事求是地干,不要老是搞计划、算账,要搞实际工作,调查研究,去督促,去实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条总路线要坚持。粮食、轻工业这一头,我们要想多搞一点,想快一点。关于团结问题,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我们希望跟他们也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讲了这么许多,拿调查研究作为题目。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五风”并不是一个自然事件,而是一个人为事件;其危害性之大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祸”。是什么人刮起了“五风”呢?为什么毛主席提出纠正“五风”的指示后达两年之久而制止不住,非要毛主席亲自挂帅、发动群众才得以解决呢?因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从中央到地方领导干部中有的正是刮“五风”的推手。对此,毛主席说,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排队,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有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被人家拿去了。干部排队可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这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这是子厚同志发明的,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他们是前两类的同盟军,不能说是我们的人,也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中间的、糊涂的。前三类占多少?在湖北是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在一个乡只不过搞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我们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说调动工作了,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对于干部中的这六类情况,毛泽东说:“关于整风整社,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死官僚主义分子同一、二类有所区别,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糊涂人,……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糊涂人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等等,都是不清楚的。浙江几十个县委书记,只有一个人清楚。这么多人搞不清楚,我们就有责任了,是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够。我们要帮助这些糊涂人清醒过来。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这是一字之差,要大办队有经济,小办社有经济。庐山会议后,没有想到会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的百分之十六,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江苏有个报告提到,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是个新提法,就这样办。……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

关于退赔问题,毛主席12月29日听取汇报时说: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但是这样才能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先讲一个指头、九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就讲多少,不要有一个框框。……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总结经验,前后不要矛盾才行。过去一个时期,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这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也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刮得还厉害。原来估计一九六O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O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三年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基本的经验是什么?看来就是缩短工业战线,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总的说来,要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整社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食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刘少奇插话:碰得头破血流,广大干部才能教育过来。)毛泽东说:“中央和省这两级教育过来就好办了。”

12月31日,毛主席对中共信阳地委12月22日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批示:“发给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并为这个报告拟题《一个重要文件》。信阳的报告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结合整风广泛宣传和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普遍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发放大批救济物资,采取各种措施扑灭疾病以减轻疾病的蔓延,开展多种经营,执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度,活跃集市贸易,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安排,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实践证明,民主革命补课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艰巨的。对于这个报告中共中央进行了转发,并指示说:“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一边抓群众生活。这三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

“共产风”等“五风”,要有破有立建新风,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于1961年1月27日发出第二次修正稿。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在讨论第一稿时说: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反面作用。……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于是这条后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说话和气,是从正面说的。当然不能打人。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产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是要等价交换。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由上可知,《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纠“五风”中的实践中产生了新的内容,是在整风整社中的一个经验总结。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谈到各地存在的问题时说:“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在三类社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来整风,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共产风’对农民是一大掠夺。对农民通俗地讲,还是等价交换、买卖公平、按劳分配问题。”

九中全会后,各地广泛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要打掉“共产风”,从中央到地方大兴调查研究工作,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进行现场实地调查,并且一类社和三类社都要调查。通过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要求也提到了日程上来了。这个条例在一久六二年十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却发生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即六二年的右倾。这样就从纠正“共产风”转变为反对单干风了。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起来的,而它的巩固还要经过漫长路,而且是一条阶级斗争的激烈的生死搏斗的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围绕人民公社问题一直进行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一九六一年是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纠“五风”整风整社年,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年,亦是三年困难开始转好的一年。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及广大社员的亲身经历和要求,掌握第一手资料。毛主席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共二十一人;每组七人,组长一人,下分两小组各三人;每小组有小组长一人、组员二人;两小组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差的生产队;这二十一人都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一本《调查工作》(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三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十到十五天,然后同去广东向毛泽东汇报。毛主席批示:“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1月25日毛主席离京南下,途经天津时,同河北省领导谈话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就决定政策很危险。”当河北省领导谈到退赔最坚决,全省震动很大,有四百多万条意见,群众敢说话了时,毛主席说: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人民敢说话了。1月27日到济南,专列上同省负责人谈话,了解整风整社和生活安排情况。谈到有七个县的领导干部烂掉时,毛主席说,河北烂了八个,必须认识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是他们的同盟军,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对于第三类人(死官僚主义分子)一定要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第四类人(糊涂人)如果不认真改正错误也不能当第一书记。对干部教育工作很重要,要向干部大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集体所有制,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问题。……反“五风”问题,党内认识是不断提高的,也是不一致的,经过三年现在是否基本一致了呢?……就是认识不一致。这就是不懂得农民,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呢?这实际上是反马列主义的。1月29日 到南京,在专列上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在谈到纠正“共产风”、“破产退赔”时,毛主席说:这个产本来不是他的,是抢来的,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剥夺农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法,没有研究,没有经验,宣传也不够。所以,浙江只有一个县委第一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个省的现象,是个普遍现象……今年这一年,我看是个大训练干部的一年。让他们把政策一定搞清楚……不然又是糊里糊涂下去。干劲还是要鼓,要是实事求是的干劲,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有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正面、反面,成绩、缺点,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最后,毛主席说:“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两个口号很好。

2月1日到2月9日在杭州,听取整风整社及关于浙江省嘉兴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大队调查情况的汇报;听取省委负责人关于县、社规模、生产大队的规模问题。这也就涉及到基本 单位问题了;归根结底是所有制问题。三级所有,到底是哪一级所有?这个问题没搞清,“共产风”就来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确定三级中的哪一级是基本核算单位。只有这样才算抓住了根本;要找到这个根本,就要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让广大群众讲话,只听干部汇报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层层干部也不清楚,也“糊糊涂涂”。浙江省不是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说得清楚吗?关于基本核算单位这一关键点,毛主席说:“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指中央调查组)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等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指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谈话中还谈到食堂问题,党、政、社关系问题等。毛主席说:自从公社化以后,我们是政社合一,并不是党政合一,党和社应有明确的分工。公社党委书记不能生产、行政什么都管,否则什么也管不好,因为还有社员代表大会,它是行政上最高权力机关。党委主要还是应该抓政治思想教育,但是不等于不抓生产,因为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政治思想教育不好,党的政策没有贯彻,群众的生产就搞不起来。毛主席在浙江多次强调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这种思想是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经验,没有舆论准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许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这两年,要搞得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虚报浮夸,以少报多,这种人不能说是决心搞社会主义的。在处分干部时,一定要分清他们犯的错误的轻重、大小。犯大错误、原则性错误以至死官僚、蜕化变质,被敌人拉过去等,这总是少数,略微有一点缺点错误的占绝大多数,不要每次犯一点错误就都撤换一批,结果势必把原来一些比较老的干部换光,每次一定要有一个控制面。要按群众意见办事。群众能原谅,允许他改,允许他过关就行;群众不许过关,就要撤职。要认真教育干部,领导集团是先进分子,自己手脚不干净,如何能领导别人?

根据整风整社的深入反映出来的问题,除个别问题外,主要集中在“五风”产生的根源上,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要确定在生产队,而不是原先的生产大队;另一个是干部问题,要教育干部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个正确的政策就表述在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上。于是就把制定这个条例提到日程上来了。先前也有人提到制定章程或管理条例,毛主席不满意“章程”、“管理”的名称,而确定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名称。毛主席早在58年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就说道:“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楚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经过近三年的实践,理论上也逐渐形成了,经验也丰富了,再加上实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制定一部工作条例条件也成熟了,更重要的是适应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教育广大各级干部的工作需要。所以,毛主席就在杭州采纳了调查组提出的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并要求三个调查组各去三个人,去广州集合,认真研究解决一些问题,搞一个文件。

2月9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途经南昌、长沙,2月13日到达广州。途径当地省负责人继续围绕基本核算单位是在生产队还是在生产小队的问题,以及县、社退赔问题。毛主席强调:“总而言之,不能脱离群众,凡是不适合群众要求的事都不办。包括社、队干部和商业人员的作风,要彻底搞一下。目的就是教育干部,挽回人心,搞好与农民的联盟。如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不满意国家的政权,不满意共产党,那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关于工作条例,毛主席说:“搞一个人民公社的章程,恐怕困难一些。准备搞一个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职权、权力,做什么不做什么,生产队都做哪些事,规定好了就好办事了。生产小队的权力必须增加,就是过去的初级社。”就此要三个调查组继续调查,三月上旬到广州集中。

2月19日听取广东调查组汇报,并送上《广州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纪要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主席重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通过调查研究采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基本核算单位的“队为基础”采用生产队而不再是生产大队。这样一来,生产大队中的富队与穷队的“平调”或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从根本上就纠正了,挖掉产生“共产风”的根基。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就确立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在纠正层层“共产风”的过程中,不断找到并确立起的。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分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上提高了认识,收到一次切身的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过程也暴露出许多方面的问题,如冲天干劲与科学精神问题、干群关系问题、工作方法问题、群众运动与循规蹈矩问题,道路和政策问题、立场与认识问题、“左”与右的问题、等等,归根结底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农村合作化运动基础上更深刻广泛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革命性的前进运动,必引起上层建筑领域各方面的变革。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在历史的联系上,这里有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可以说,从中央到省、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广大社员群众人人都是参加者或“表演者”;不论当事人是“观潮派”,还是“算账派”;不论是在机关办公室,还是在红旗渠建设工地;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和精神面貌参加了这场运动。这个运动教育了当事人,正是这些当年的当事人,又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当事人。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且这些当事人必是阶级斗争的当事人,亦在所难免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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