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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 首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 查看内容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产(十二)

2018-2-4 13:27|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196| 评论: 0|来自: 工农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组

摘要: 2月25日毛主席召集三个调查组及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针对广东的情况汇报,毛主席说:“你们的基本核算单位恐怕四万五千个适合。如果社队划小后,大队与大队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 ...

225日毛主席召集三个调查组及有关人员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针对广东的情况汇报,毛主席说:“你们的基本核算单位恐怕四万五千个适合。如果社队划小后,大队与大队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我看这样好,把小队的名字去掉,公社就是三级,公社、大队、队。”

3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主要谈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时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山东、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根据调查,在农村主要的是个领导问题。……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研究组,目前他们来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各级的工作条例,初稿已经起草好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让他们带回去广泛征求意见,研究讨论是否可行,然后再提交四月会议。”

315日到23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毛主席评价这次会议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讨论和解决农业问题。在会后,在全国进行一次全党和全体社员参加的对“六十条”的传达和讨论,征求修改的意见。这次讨论意义重大:这是一次社会主义大民主,由每个社员参加讨论国家大事;这是一次对上层建筑的决策过程的大革命,民众参加决策和上层深入民众听取意见。这与现代修正主义篡党夺权后,靠所谓专家、学者、精英、论坛决策形成鲜明的对比。1978年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解散人民公社的反革命复辟决策时只得到当时的三个省委书记的赞成、同意(安徽的万里、四川的赵紫阳、辽宁的任仲夷)。把分田单干说成“家庭联产责任制”,这只是表明这一伙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做贼心虚;四十多年的政策从来不敢交给全党和全体人民讨论,“不争论”是其反革命的哲学信条。

331日专列停靠长沙,听省委汇报讨论“六十条”时干部、群众的反映。毛主席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指‘三包一奖’中的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生产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这只是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对“六十条”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这个条例草案只是征求意见,是试行,就是说还要修改还要补充。你们可要注意,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敢不敢说话?……‘六十条’ 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照各省征求的群众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这个条例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47日在武汉同民垦部长谈话时,毛主席说:“关于所有制的问题,关于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等,这方面没有像教科书那样发个本子,所以出了许多乱子。‘十二条’只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和‘调’的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六十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五保户还要供给,有点共产主义。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在农村中真正将所有制问题改正过来,生产队之间的、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上面的瞎指挥完全改正过来,真正搞好了,形势有的一年就可以转过来,有的要二三年。”

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情况下,采集了宣读“六十条”时广大群众的反映意见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521日到612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主席主持会议。会议讨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粮食、“六十条”、手工业、山林、商业和城市整风。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要修改,制定出“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将原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取消了原有的分配中的供给部分。会议还制定了其他一些有关规定。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发表了讲话:“我们的干部在讲到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些社会主义原则时,都是一致的,但一到具体事情就不一样了。需要用实际来教育干部,用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使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和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经济。彻底退赔,才能使群众相信我们,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这几年有些不相信了,是你平调嘛!总之,凡是国家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集体平调集体的或个人的,都要坚决退赔。……我们与农民的关系,一是所有制,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分配。所有制主要是讲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还有同个人所有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有党和农民的关系、干群关系、领导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这其中也有所有制关系。生产是集体的,你瞎指挥行吗?分配主要是反对平均主义。过去我们开会,都是说的人家的话,听地委、县委的,总之都是听来的。说人家的话,因为你没有到群众中去,听群众的话。……食堂,原来都说是群众要求办,说群众如何热烈欢迎,现在看,群众实际是不欢迎的。庐山会议时,四川、湖南、河南都坚持要大办食堂,以后还有贵州、云南、上海附近的十个县都要办。那时分成两派,要办就办。现在群众不欢迎它……可知了解群众心理不容易啊!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得罪了小资产阶级可不得了,永世不得翻身,因为他们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马克思主义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讲剥夺剥削者。……我们平调了农民二百亿元,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这是简单的真理。我在广州就说过,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宣传三面红旗,我赞成,但退赔必须彻底。人民公社不彻底退赔,不能说是一面红旗。彻底改了,两三年才能成为红旗。……只有坚决退赔,农民才相信‘共产党到底是共产党‘。剥夺农民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准剥夺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得罪了农民,一事无成,你就休想搞好社会主义。中心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反“五风”、平反、处罚坏人。……河南一级一级从上往下贯,根本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他脑子里想的。实际上事物很复杂,具体事物都是有差异的。理性应该从实际中来,比如山、河、狗等概念,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把许多差异都舍掉,只抽出一个片面,就是概念,那怎么会不发生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规律,定出政策,这是唯物论。以上这些是简单的真理。我们党内有许多人是唯心主义的,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食堂问题,没有调查,只是听人家的,不是听的群众的。”

6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在总结性的讲话中说:“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O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整风,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一直整下去。要搞四个工作,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坚决退赔。……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搞了个‘六十条’,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有些别的问题,没有解决;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山林问题,没有提到。这次北京会议,我看大有收获,把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事情搞清楚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大为深入了。可见,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的,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现在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不教育干部我们毫无出路。我看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城市也要搞若干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关于学习材料,我看就是‘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的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讲成了道理的,还是这一本。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建议下次在庐山开会,就要讨论斯大林这本书。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共产风’一刮,大多数干部就不懂得了。我希望今年能够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今年能有点成绩,不能打五分,四分、三分也好。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

对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把这个工作条例的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要防止把那些不合乎自己口味的规定不告诉群众,或者任意加以篡改的现情况。”要“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我们共产党人的每一条政策,每一个措施,都要符合群众的利益,都要通过群众的自觉自愿,并且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去实现。”……毛主席加写“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后又在文件上批示:“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教材。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纠正“五风”和通过调查研究实践活动总结实际经验、深入群众听取民众意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进行讨论、试行和修正、再修正,这本身就是一场全党的整风过程,是一个使全党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因为这里的内容是: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一场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现实要求要深入、广泛、持续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讨论和试行的这个修正草案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大队呢,还是生产队呢?而之所以要讨论和试行,就是要在讨论和试行中,通过调查研究来实事求是地解决,再不能主观、草率地处理问题了。暂不改变生产大队的基本核算单位的现行状况,也是因为各地情况不同,还有争议,需再深入调查,对“六十条”进一步修正。

75日,毛主席乘专列离京南下,听取沿途各省讨论和试行“六十条”(修正草案)的意见:河北提出在农村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山东反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们都这样办了;安徽汇报试行“责任田”的情况,所谓“责任田”就是包工、包产到社员;过去生产队对大队的包产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搞责任田的办法,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系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一)可能私心重;(二)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关于上海郊区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自留地的多少问题。

823——916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粮食问题是首先的议题。2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听取各省年成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贯彻“六十条”后农村情况,以及农村情况是不是好一些等。毛主席说:是不是好一些了?当然,现在不搞“几高”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中南的同志谈到现在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有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一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824日编印的《农村简报》登载《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材料说,各地贯彻“六十条”,农村形势已明显好转,表现在十个方面: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退赔已经部分兑现;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普遍地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农民的生活问题一般的比去年缓和;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比较重视;高级社时期一系列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部分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存在的问题也有十个方面: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退赔普遍不彻底,有的地方又发生新的平调现象;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推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地方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得过小,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部分干部怀疑“六十条”是否“太宽了”,是否“倒退”;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毛主席对这十个问题批示“省、市、区作一次认真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915日毛主席说:“四高问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安排)、所有制和分配问题,不能失信于民。现在,我们已经退到极点了,退到谷底了,今后要稳步上山。关键在于做好我们的工作,工作不能越做越粗,要越做越细。要注意不好的地方,也要注意好的地方。农村、工厂都有好的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不是一律减产了。要用好坏典型对比来教育干部。”为轮训干部编印了学习材料《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分三个部分: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的几个问题;三、加强学习。

从农村工作部的材料来看,十个问题集中反映了所有制问题:基本核算单位是放在生产大队,还是放在生产队呢?会后,921日到武昌,除问省负责人湖北的旱灾情况外,着重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22日再次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23日收到湖北省送来的关于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两份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调查和试行情况。他们的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上交大队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之外,其余全归生产队进行分配。第三份材料是省委负责人的附信:两个大队试行这种做法,看来效果是好的,以生产队为农副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和以大队为统一分配单位的矛盾解决了,瞒产私分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穷队与富队之间“一平二调”的问题也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这样在经营管理上简便易行,看来这样做适合当前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和干部、社员的文化水平。毛主席看了这三份材料对省负责人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

926日到邯郸,在专列上听河北、山东两省负责人汇报有关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情况。两省谈到大包干情况后,毛主席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大包干!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叫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河北负责人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张家口比较简单的办法,也还有八百多笔账。)这是烦琐哲学嘛。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讲所有制名义在大队实际在小队。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河北负责人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又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主席再次肯定唐县搞分配大包干的作法。……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最后毛主席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生产队为基础,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大队、公社有了积累,可以办些赚钱的事业。大队、公社兴修水利可以采用出工的办法。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管些什么,应该有个细则。大包干以后,大队并不是没有工作做了。生产队的八权,再加上两个,一是耕畜、农具所有权,二是分配权。

这里问题的核心仍然是所有制,是大队所有制,还是生产队所有制?不论是“三包一奖”,还是“大包干”,都是生产队向生产大队包,基本核算单位并没有明确和肯定性的解决。于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就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了一封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十一”国庆后,毛主席连续召开中央局书记及一些省委书记来京谈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

10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从一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1022日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谈人民公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毛主席问邓子恢,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下放后,会不会出现单干?邓子恢说不会。1118日毛主席批示转发陈正人的汇报,汇报说:看过湖北孝感与荆州两个地区,并和黄冈地委书记谈了一晚上。湖北农村一片新气象,有如一九五八年春,即使是重灾区,也看不出是灾区,人、畜都和非灾区一样,每户都有十几只或几十只鸡子,养猪的很多,人的脸色很好,群众很高兴。孝感早在七月已实行委托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荆州也有相当一部分县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凡是这样做了的,都比未做的更好。1123日批示转发邓子恢119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的调查报告。毛主席批语说:“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报告说,根据他在福建龙岩、连城派工作组在几个大队进行试点的情况,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报告还反映了生产队规模的调整,生产对改划以后土地和牲畜的调整、大队主要应该负担的工作、粮食分配和山林问题等方面的情况。

121日,毛主席离京南下,三日晚到达杭州。5日在接见委内瑞拉外宾时,毛主席说:我们革命胜利后,首先对付的是几亿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交通问题。……我们不是讲大跃进吗?但是我们需要时间,大跃进也需要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在谈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国内情况时,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关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关于对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就是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中找到解决办法的。

1214日,毛主席在无锡召开座谈会,听取江苏省、地情况汇报。省负责人说:我们注意了对情况的具体分析,不可搞混而统之。毛主席赞同对情况作具体分析。省负责人谈到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不是有意的。毛主席说:不要怕鬼,没有经验,讲清楚可以了。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分析形势要有比较,从积极方面考虑,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战胜困难。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到了谷底,就要上山了。……要把群众生活安排落实好。克服困难要向土地要粮食,不可向上要粮食。(在谈到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毛主席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谈到一九六二年工作时)毛主席说: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府、党委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一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1217日到达济南。在专列上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在谈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时,毛主席说: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在汇报到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时)毛主席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三包一奖”是大平均主义,是粮食下降的主要原因,使牲口、农具损失这么大。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18日到达天津。在专列上听取河北、天津负责人等汇报后说:整风整社,先教育干部这一条,我们就没学到。现在先要搞几十条,让他们学习嘛!讲了十几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什么等等,结果一做起来就忘了,刮“共产风”。谈到分配大包干问题时说:分配大包干,基本核算单位下放,我看了南宫的报告,大包干推动了秋收、种麦和征购。基础还是放在“脚”上,不能放在“腰”上。谈到劳动组织时说:十几户的就不要分小组了,二十几户的要分。田间管理包工到户有利,能利用全家的辅助劳力。谈到包工到户的经验时说:大农活集体干,小农活包到户。但有的大小农活都到户了,就成了包产到户了。谈到过去经验教训时说:过去搞过“三包一奖”,搞过平均主义,搞过形式上的评工记分,取消地委,搞食堂,搞粮食供给制等等,这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但是非常宝贵。工业上也出过许多笑话。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反面的经验。谈到目前各县正准备搞生产规划时说:还是要留有余地,再搞计划,要踏实,别搞主观主义呀!要求实。你们各县搞计划不要一股劲高指标,也不要低指标,叫平均先进指标。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时说:这次会议,“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都暂不议。“六十条”没有解决分配大包干问题,要搞个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文件。……谈到形势问题时说: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

1961年是调查研究的一年,是克服掉“五风”的一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对农村人民公社是形成“六十条”的一年,关键点是确定了“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1962223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试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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